此次发掘工作在前四次发掘成果的基础上，新发现张公巷窑青瓷埋藏坑两处，出土了匣钵、垫饼、耐火砖、烧土块、炭粒以及大量青瓷标本和残片，为研究张公巷窑的性质和年代提供了新的材料。

亮点一： 出土产品特征

器型：以碗盘为主，碗有直口、敞口和花口之分，盘分折腹和板沿两大类，其中后者又可分为花口板沿盘和八方盘，还见较多的椭圆形洗和器盖，此外，还有少量的盏托、纸槌瓶、鹅颈瓶、方壶、贴塑瓶、炉、套盒、枕、莲花香薰等。以上器型大部分都能在宝丰清凉寺、南宋官窑中找到相同或者类似的器型。

胎釉及纹饰：张公巷瓷以薄胎薄釉为主。胎质细腻坚实，胎色有粉白、灰白和浅灰和极少量深灰色；釉色有卵青、天青、灰青和青绿等，其中尤以青绿色釉的玻璃质感最强，表面多见长条形冰裂纹和细碎鱼鳞纹开片。器物以素面为主，个别盘类器物饰有龙纹、摩羯纹、八卦纹、云雷纹等，香薰装饰动物纹和莲瓣纹，鼎式炉腹部模印花卉纹或八卦纹、下承模印的兽足。

装烧工艺：采用匣钵单件装烧，先素烧后上釉二次烧造。匣钵分漏斗状和筒状两种，大部分匣钵的外壁涂有一层耐火材料，还有不少匣钵内外可见一层青白或月白色薄釉。器物均满釉支烧，具体又分裹足支烧和足端刮釉支烧，圈足类器物大多足端刮釉垫烧，少量裹足满釉支烧；平底器物多采用支钉支烧的方式，支钉痕呈圆形的小米粒状，支钉数量不等，与器物的形制、大小有密切的关系；器盖多满釉支烧，盖内可见三个或五个小米粒状支钉痕。支钉基本上是先单独制作之后再接于垫饼之上，支钉和垫饼往往容易脱落。

亮点二：新发现三件典型器物

天青釉暗刻龙纹盘：口径23厘米，底径15.6厘米，高1.8厘米，为六瓣花口，板沿饰回字纹一周，内壁与花口对应有六条凸线，浅斜腹，平底，内底细线暗刻龙纹。灰白胎，胎质细腻，通体施天青釉，釉层莹润，玻璃质感较强，冰裂纹开片，外局部脱釉；满釉支烧，外底见7个小米粒状支钉痕。该龙纹盘的发现，为张公巷窑性质的确定补充了新的证据。

青釉八卦纹鼎式炉：残高12.8厘米，为鼎式炉，双耳残缺，盘口，短直颈，直腹，近平底，下承三兽足，外腹饰突起的八卦纹，并用凸棱间隔，其下近底部亦装饰有浮雕纹饰。灰白胎，胎质细腻，内外施月白釉，釉色均匀，玻璃质感较强，足端刮釉。

青釉五行镂孔熏炉盖：盖径10.6厘米，高4.8厘米，方唇平沿，弧盖面，其上等距分布“金、木、水、火、土”五行镂孔一周，盖钮呈龙形提梁状，二龙尾部相连，龙首口部微张，分别与两侧的盖面衔接，背部起脊，腹部刻划鳞片纹。浅灰胎，胎体薄而坚致，通体施豆青釉，釉层均匀莹润，玻璃质感较强，局部呈稀疏的冰裂纹开片，盖沿刮釉一周垫烧。

亮点三：张公巷窑址性质上极有可能为官窑

张公巷窑址地处汝州州治，其产品面貌与清凉寺汝窑和南宋官窑产品具有紧密联系，特殊的地理位置及质量上乘的青瓷产品使其一经发现就引起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关于其年代和性质的讨论也争论不休。争论的焦点主要在于“张公巷窑是否为北宋官窑”，问题的关键在于窑址的年代。

随着出土材料的不断丰富以及对历史文献的解读和研究不断深入，目前对张公巷窑性质的认定逐渐明晰。龙纹盘的发现，更加印证了张公巷窑的级别之高。同时考虑到张公巷窑青瓷品质较高，并且没有经历一个像清凉寺汝窑那样由粗变精、由民窑变为贡窑的过程，至少可以表明其在性质上极有可能为官窑。

经过以往的比较研究，张公巷窑青瓷的烧造年代晚于清凉寺汝窑已基本无疑，但晚到何时、与南宋官窑的时间先后仍无定论，即张公巷窑的具体年代无法通过简单的比较来确定。但张公巷窑址发现的八卦鼎式炉和五行镂孔熏炉盖具有明显的道教色彩，应与宋廷尊崇道教联系更为密切。从审美和政治角度来讲，张公巷窑更像是为宫廷专门设置的，其产品主要服务于赵姓皇室。